谭嗣同（公元1865年3月10日－公元1898年9月28日），字复生，号壮飞，湖南长沙浏阳人，与陈三立、谭延闿并称“湖湘三公子”。清末百日维新著名人物，维新四公子之一，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公元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三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代表作品《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

生平事迹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生母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10岁时，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

公元1877年，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他又师涂启先，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开始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此后又到兰州，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

公元1884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

公元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妥协退让，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公元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公元1897年夏秋间，写成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对于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

公元1898年初，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

公元1898年3月，他又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

光绪《明定国是诏》后不久，就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品卿衔，参与新政。次日，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是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并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他参政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0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帝，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表面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实际是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反而筹谋营救光绪帝。但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毅然回绝了友人的保护，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

公元1899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挽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孩子应该学会节俭和勤劳

谭嗣同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重臣，官居四品，按常理，这样的家庭一定锦衣玉食，财源滚滚，但谭家生活却很简朴。他们每顿饭也是只有三四个菜，而且都是蔬菜，少有鱼肉；穿的衣服也是很简单，经常是打着补丁。谭嗣同从懂事起，就看到身为四品官夫人的母亲常穿着一件丝麻衣，前后大约穿了十来年。

作为一个“贵夫人”，母亲却劳作不辍，没有一刻清闲。谭家请了一个家塾先生，住所离母亲不远，夜中醒来，经常听到纺车的声音。一天，他问小嗣同：“你的仆人真勤劳，每天晚上纺线至深夜。”小嗣同不解地说：“仆人？我家没有请仆人啊？”先生说：“那我怎么每天晚上都听到纺车纺线的声音呢？”小嗣同这才明白过来，笑道：“我母亲经常纺线到深夜，想必是我母亲吧。”这下轮到先生吃惊了，他感慨地说：“是吗？作为四品官宦人家，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事啊。”

谭嗣同虽生于官宦之家，却没有染上懒惰的习惯，这与母亲平时的严格教育和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

孩子应该学会自立

小时候的谭嗣同，受母亲的影响最大。在儿女眼里，母亲是一个十分威严的母亲，平时不苟言笑，一旦孩子有了过失，必严加斥责，甚至责打一顿。小嗣同有次从书里读到“严父慈母”一词，便认为这个词用颠倒了，应该是“严母慈父”。

小嗣同7岁时，母亲离开北京去湖南。临行前，母亲对他说：“你不要想我，要好好读书，不要贪玩。”小嗣同含着眼泪点点头，强忍泪水，一句话也不说。母亲走后，他日夜思念母亲，以至于生病了。一年后，母亲回来，看到他瘦弱的身体，问他是怎么啦？小嗣同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思念母亲。母亲高兴地说：“你这么坚强，能自立了。我就是死了也放心了。”

历史评价

再过数百年，人们也很难想象，中国居然出过这样的人类骄子。

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840年、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完败于洋夷，内忧外患，国仇家恨，求变之切为五千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纲独断，发动政变，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原是人间地狱！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现代文明，行开天辟地之壮举。

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通义也。”

摘自  梦之路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  路军锋  著《中国传统人物》

编辑      郝跃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