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公元前365—公元前427），字元亮，名潜，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他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后弃官归隐。后世称靖节先生。有《陶渊明集》。

不为五斗米折腰

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再次出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督邮来检查公务。督邮刘云凶狠贪婪，向辖县索要贿赂，都是满载而归，否则就栽赃陷害。县吏说：“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邮。”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意思是我怎能为了县令的五斗俸禄，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小人贿赂献殷勤。说完，挂冠而去，辞职归乡。此后，他一面读书，一面躬耕陇亩。

出处：《晋书?陶潜传》：“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释义五斗米：晋代县令的俸禄，后指微薄的俸禄；折腰：弯腰行礼，指屈身于人。比喻为人清高，有骨气，不为利禄所动。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

这时他又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因为他有过以往文人多不曾有过田园生活，并且亲自参加了劳动，与劳动人民有了接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和启发，因而在崇尚骈俪陈旧文风的晋代，能创造出有独特风格的田园诗的新形式，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他传世的名篇《桃花源记》，正是他对如同上古原始时代的那种人们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种种现实中的纷扰与贫困的“怡然有余乐”社会的憧憬。就是他的隐居与饮酒，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也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抗的意义在内。

当然，陶渊明毕竟是一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家庭里，在他的思想和诗文中不可能不存在许多安贫乐道、及时行乐、避世消极的东西。但后世历代的文学评论家和学家出于自己的阶级偏爱，多着重欣赏和赞扬他这方面的特点，认为这才是陶诗的精华所在。

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鲁迅先生的话，“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时曾经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常常对着他笑”。确如其言，陶渊明在自然与哲理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在生活的困苦与自然的旨趣之间达到了一种和解。连最平凡的农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笔下也显示出了一种无穷的意味深长的美。

隐逸之宗

陶渊明是东晋时期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他被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而且开创了田园文学这一文学潮流。他的诗文充满了田园气息，他的名士风范和对生活简朴的热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深受其影响。陶渊明在中国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上过中学的人都学过他的《桃花源记》，很多人会随口念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老师还会给我们讲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然而要进一步对他说些什么，恐怕就有点困难了。一个人之所以成为那样的人，总得有很多因素的影响造成。若要更进一步了解这位隐逸诗人，知道他的生平、多读他的诗文，是必不可少的。

他是个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的人。正如他《归田园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样的人让他去做官，每天逢场作戏官场酬酢，定是难受得很。当他真正抛弃了所谓的“功名利禄”之后，一个无限舒展的世界向他敞开了。从他的诗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精神世界迈向了另一个层次：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随口念来，让人心向往之。

东晋是乱世之末，又是佛教风行、崇尚名士风度的时代，因此，才会造就出陶渊明这样超越世俗的田园诗人。唐以来的许多大诗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都是非常推崇陶渊明的，在艺术创作和人生态度上也深受其影响。陶渊明的诗文代表了关于“人的觉醒”，也就是说，人不光要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重要。当我们再次念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诗的时候，便感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舒展。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为他日后的仕途和写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摘自  梦之路书画艺术研究院  院长  路军锋  著《中国传统人物》

编辑    郝跃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