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名访民集体喝农药”事件发生后，中国青年报社在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报告的同时，即派多路记者展开调查。调查发现，这起集体自杀事件是经过精心策划组织的，其目的是引起媒体和政府关注。有关证据显示，策划者另有其人。（7月29日《中国青年报》）
　　
　　一场预谋已久的“自杀”：7访民以触目惊心的行为艺术，成功表演了官民之间的断裂。
　　
　　在官民关系有失调和的当下，“访民”的身份标签，更容易在舆论场获得正义与公平的支持，这点是肯定的。只是，程序正义永远是目的正义的前提。说得再直白一点，一个法治社会，不能为了实现好的目的，就在路径选择上不择手段。不然，这终究不是公共利益之福。
　　
　回到“喝药事件”上来，理性的共识起码有两个：一是要警惕这种人命关天的危险“策划”，它本质与网络水军一样，无非是寄望以子虚乌有的炒作，来达到引人 注意的效果。客观而言，“喝药事件”已经带有些许恐怖的意味。二是不能用“盗亦有道”的逻辑来消解理性维权的价值旨归。有人说，他们不过是“假死”，也没有在车站或幼儿园搞暴恐，就很不错了。但需要说的是，按照这个逻辑，除了极端犯罪之外，一般的作奸犯科都可以不予追究？
　　 　　
　　法律自然会对“访民喝药事件”开出正义的罚单，但不得不说的是，此事之所以引发举国关注，背后依然有两个核心议题值得深挖：一是访民的境遇，二是拆迁的权责。
　　
　不妨以以下两个细节，来佐证这两个核心议作秀题：《财经》记者今日致电服毒者蔡福喜家属，得知7人均已出院，目前7人均在北京的公安局接受调查。40多岁的许浩，饮下的农药最多，也于昨日最后出院了。《财经》记者得知，从16日起至今，在蔡家中，始终有4名青阳镇干部24小时看守，确保其家属不上北京，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如果有事出门也有人跟随。另一名服毒者张成梅的家中亦是如此。至于拆迁，新华社的稿子曾指出了其中一些要害：“经查，泗洪县有关部门在危旧片区改造项目中确有违规行为。”譬如为加快完成任务，当地拆迁办的方式更是粗暴，他们在小区周边架设4处高音喇叭，在凌晨2点40播放拆迁动员，居民不堪其扰。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居民们普遍认为赔偿不合理。譬如当事人所在旗杆小区附近的商品房价格为5000元/平米，但据悉此次拆迁居民所得补偿的最 高单价才2600元/平米。
　　  
　   更让人费解的是：7月 28日，国家信访局通过媒体表示，访民反映的江苏省泗洪县有关部门在2013年旧城改造项目中确有违规问题，目前涉事地泗洪县县委书记、泗洪县常务副县长 等14名相关责任人被处以党纪政纪处分。形成对比的是，“据新华社报道，北京警方消息，7名喝农药上访人员身体已无大碍，目前均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但正如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所言，对官民分别施以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是不公平的。而7访民涉嫌寻衅滋事，不禁令人想起山东平度籍著名法治记者陈宝成，因土地征收维权也曾被地方部门以“寻衅滋事”罪拘捕。
　　
　　这是一个死结：“以死抗争”的演出，亵渎了法律，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作秀，拆迁悬疑会迎来掘进真相的调查组吗？
　　
　维权要理性，这个判断还有一个大前提，行政要合法。全面深化改革的年代，也是公共治理转型的年代。“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 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点明了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与重点。尽管寥寥数语，却彰显了法治与民生取向。但愿“喝药事件”是新型 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污点，翻过去，宪法与理性之上，权力与权益皆有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