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悦悦离开我们，已经三天了。因她的死引发的讨论和思考，仍在继续。
父母怎能那样大意？18路人何至如此冷漠？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拾荒阿婆的救人之举？世道人心真的沦落了吗？这个社会到底得了什么病？这名两岁女童的死，以一种触目惊心的方式，拷问着每个国人的灵魂。
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视角考虑问题，将“
小悦悦父母”“18路人”和“拾荒阿婆”都替换成“我们”，然后扪心自问：我，能否比他们做得更好？我们，能否为推动这个社会向真、向善、向美做些什么？
各领域知名专家十余人，现将他们最有价值的思考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呈现于此。
【焦点1】
父母为第一位责任主体
京华时报：对于这件事，也有人提出应该追究
小悦悦的父母疏于监护的责任。你怎么看？
邵建：
小悦悦的父母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宝贝女儿，我觉得现在再说他们的监护不力，这个对父母太不公平了，也没必要。这事如果放在欧美发达国家，追究家长的责任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特别是那些农民工身份的父母，他们的生存太艰难、太不容易了，每天劳作繁重，很难时时刻刻把孩子带在身边，总是有疏忽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再谈追究家长的监护问题，我感觉太奢侈了。
姚建龙：我是研究未成年人法的，从我的专业视角，我认为这首先是一起有关儿童保护的悲剧性事件，其次才是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事件发生后，国内的媒体都在责备18名路人没有施救，而且把
小悦悦的父母看成是悲剧事件中广获同情的受害人。实际上，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讲，父母是儿童保护中第一位的责任主体，首先要把这个明确下来，才能讨论路人的冷漠问题。试问，孩子没有脱离父母监护，何来交通肇事？没有交通肇事，何来路人冷漠。父母和路人是第一和第三的顺序，现在没有讨论一，就直接跳到三了。
京华时报：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姚建龙：这与文化背景有
【焦点2】
法律逼不出道德也逼不出善
京华时报：
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出现了“立法惩罚
见死不救”的声音，你对此是否赞成？
陈光中：
见死不救是社会道德问题，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是要非常慎重的。法律的强制手段，不是一个万灵的膏药，这个社会不能什么事情都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来治理，这未免太依靠法律了。而且即便立法规定了，道德跟不上来，也会导致有人一看到别人受伤，为了不被追究责任，就跑掉了。这样不解决问题。
阮齐林：从法理上讲，
见死不救只是道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法律不能惩罚人不做出一定的行为，对
见死不救者不能追究任何的法律责任。如果进行立法追究，会使我们每个人的负担很重，也可能导致一些人看到这种情况就躲避，这样立法也是没有效果的。另外，对于路人从道德上谴责也要注意分寸。有些人是事后诸葛亮。对于当事者，他们当时不一定对现场情况了解得那么清楚。可能有的人既不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自己又有很重要的事情，于是匆匆而过，这有可理解的成分。不要一味地指责路人冷血，在道德上做负面评价，付诸法律更加不妥。
邵建：
见死不救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对于道德的问题千万不能立法。法律的存在，只是禁止你做什么，而不是强迫你做什么。
见死不救这一行为固然不善，但不是恶。这时法律如果出动，不仅是逼人为善，而且直接侵害一个人可以不为善的权利。法律作为人的行为的外在规范，逼不出道德也逼不出善。道德是心性问题，必须发乎其内。以为通过惩罚
见死不救之类的立法就可以引发见义勇为，就可以改善我们的道德，这是一种法律迷信。它会导致国人更加恐惧，以为做好事的成本更高了，更会想尽各种办法来逃避这类法律。结果使立法得不到落实，社会的道德状况也更加下坠。总之，道德问题的归道德、法律问题的归法律，道德的病不能靠法律医，立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京华时报：如何进行立法设计？
朱永平：我主张把两种行为纳入法律去调整，但不是纳入刑法，而是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一种行为是见危不救或者叫怠于救助。怠于救助应定义为轻微的违法行为，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正是调整人们的轻微违法行为的一部法律。我们要设定，非职务的特定人群，对处于危险状况的人，要有通知、保护现场和实施一定救助的义务。如果不履行这三项义务，证据确凿，就可以进行一定处罚，最高拘留15天，还可以进行警告或罚款。第二种是对诬陷、讹诈救助者的行为，我认为也可以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去调整。现在，诬陷、讹诈救助者的行为在我们社会已经造成了极坏影响，但却没有法律去调整。因此，我主张，既要惩罚见危不救或者怠于救助的人，又要惩罚诬陷、讹诈救助者的人。
京华时报：多数人反对对
见死不救进行立法惩罚，认为这是道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立法强制可能引发公众为逃避处罚而故意远离事故现场。
朱永平：任何法律制定之后，都会有人想去规避。我们不能片面理解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很多事情都是把道德的东西上升为法律的。另外，我们人人都可能处在需要被救助的状况，不能等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路人冷漠的可怕，才知道立法的重要性，我们应该设身处地考虑这个问题。
京华时报：作为关系心理学家，你也是赞同对
见死不救进行立法的，你的理由是什么？
胡慎之：人类所有行为的动机只有两个，一个是趋利，一个是避害。对于助人的动机，本来我们是要趋利，比如会让我们心安。而当我们感觉不安全的时候，人类的动机就是避害为主，为了自保，我们就会选择不去助人。我们现在的环境，人与人之间是一个不安全不信任的关系，太多关于“救人者反被冤枉”的案例，让我们对做好事有担心，
小悦悦事件已经说明这一点。而如果立法规定
见死不救要受到处罚，人们就会重新思考趋利避害，假如我救助了，我还能得到良心的安定；假如我不救助，可能会受到处罚。因此，法律可以更好地规范人的行为，让人们对需要帮助者进行施救。
京华时报：可能也会有人为了避害，跑得远远的。
胡慎之：就算他跑掉了，他的心里还是会有很强烈的罪恶感，这会规范他的行为，下次再碰到这样的事情，他可能就不跑了。这是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的区别，法律会让人有罪恶感，而道德只会让人产生愧疚感。相比之下，罪恶感是很难消除的，而愧疚感会被一些合理化的东西消除。比如
小悦悦事件，有路人会想，自己没救，别人也没救，他的内心谴责就会小很多，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旁观者效应”。
京华时报：有人提出，
见死不救毕竟不恶，如果立法会直接侵害一个人可以不为善的权利。
胡慎之：我们不要把它称之为善和恶的问题，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作为公民，我们都有责任去维护这个社会的生存环境。
【焦点3】
见义勇为是否需要立法促进？
应扩大见义勇为“义”字范围
京华时报：有人建议，为了让人们放心做好事，可以立法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者。你怎么看？
朱永平：我非常赞同在全国立一部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的法律。目前，全国各地绝大部分的省份和有立法权的市，对于见义勇为都作了地方性的法规或条例，但基本上都把见义勇为定义为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这样的概念，有的还提到要“不顾个人安危”，我认为这个概念把见义勇为里的“义”字框死了，应该把“不顾个人安危”删掉，把“义”的范围扩大化，把对路人的救助、把对危险状况的救助，把通知、保护现场和实施一定救助的义务都纳入到见义勇为的范畴里去，并在物质上对见义勇为者重奖。而且国外的立法理念也是在确认自己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才去救人。如果确认自己没有危险不去救人，才是怠于救助。
【焦点4】
如何改善社会道德环境？
重拾社会信任关键在重建政府信任
京华时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如何才能重拾？所谓“人情冷漠”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
陈光金：无可否认，我们当下信任水平有所下降。这一点，政府在司法、执法和行政领域是否按规则去办事很重要，到底是规则还是潜规则在起作用？这是社会诚信建设的关键。如果大家都按照规则来办事，就会有确定性，相互之间的信任就会提升。而规则大多数是政府制定的，要重拾社会信任，重建政府的信任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社会的信任。
邵建：我认为有必要加强公民的道德意识教育，加强传统文化学习。在优良传统文化保留得好的社会，人们是乐于助人的，因为助人不需要付出很高的、意想不到的社会成本，他们享受自己因帮助别人而带来的内心的快乐。但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人们感受不到帮助别人的乐趣，还要提防自己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作为社会成员，都应该多学习传统文化，用它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另外，社会是一个网络，应加强社群建构，把彼此陌生的区域建设成熟人社会，加强人们互助性的联系，提高责任感。
京华时报：如何才能鼓励人们见义勇为？
迟夙生：我认为可以通过社会呼吁。前几天，我和胡益华律师成立了“停止冷漠公益法律援助”律师联盟。如果以后有人主动救人遭遇讹诈，律师联盟将免费提供法律援助。我们的最大初衷就是消除好心人在助人为乐时的后顾之忧。通过这些引领，使耍赖者少耍赖，救助者少点麻烦。我认为目前用这些方式解决比较妥当。
谈方：我们的政府要通过这件事深刻反思，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步发展。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好人没好报”的事情，大部分跟政府有关部门不作为有关，是他们没有担当起惩恶扬善的职责。很多好人在推诿扯皮中继续受到伤害。表面上受伤的是个人，实际上受伤的是整个社会道德。
最近我们说的文化体制改革，绝不能仅仅理解成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更需要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进行加强，否则会形成误读。
要把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放到最重要的位置。要明白文化体制的发展和改革是为了传承和承载这些东西的。而当务之急，我建议开展一次“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的专项治理活动。就像打黑，打击黄赌毒一样的，在全国去调查摸底好人没好报的例子有多少。被冤枉的还他们公道，伤病的给予救治，因做好人去世的，要给予他的家人关爱。总之，温暖好人心。
关。中国人缺乏儿童权利的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的，父母失去了孩子很悲惨，要去同情，也就是以父母为重心考虑问题。父母当然是受害人，但是我们把重心向前移一步就会发现，儿童才是受害者。而谁造成了儿童受害现象，首先是父母没有监护好。
京华时报：有人提出，父母失去孩子已经很悲惨了，这时再去责怪他们太残酷。
姚建龙：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时还去责难小悦悦父母，甚至主张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但撒盐是必要的消毒措施。这起事件中，小悦悦是一个只有两岁多的完全无行为能力人，她没有危险意识，她已离家百米，跑出去六七分钟后，她的母亲才到。中国的父母很多时候都没有对孩子暂时脱离监护会有危险的意识。他们总会有无数“理所当然”甚至“不得已”的理由，将未成年子女独自放任在危险的地方，认为他们没有办法，要忙着谋生。可是谋生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让孩子生活得更好吗？我认为，孩子的监护与贫富没有关系，主要是父母对自己法律责任的认识。通过这起悲剧事件，我们应该让父母明白一个最简单、最浅显，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道理，那就是要看好自己的孩子。这是父母的法律责任，而且是沉重的法律责任。
编辑: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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