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绸之路的主导权，终于再度回归中国之手。

　　1760年，中国大军彻底平息新疆地区(此前称为“回部”或“西域”，“新疆”之名称，按后来左宗棠的解释，即“故土新归”)的长期叛乱。在胜利捷报传向北京的同时，一个难题也摆到了执政者面前：如何建设新疆、发展新疆？

　　乾隆皇帝的行动是：复苏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繁荣。

　　简化行政审批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自我节制——政府收回了不该伸出的手，市场就自己动起来了。

　　此前，凡是前往新疆的商人，一律必须到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汗省乌里雅苏台城)“定边左副将军衙门”领取执照。乌里雅苏台远在漠北，内地商人们要先绕道这里办理手续，再万里迢迢前往新疆，如此一来，等于是筑起了一道行政壁垒，阻止商人入疆。

　　在战时，这一政策有其合理性，既便于政府控制入疆的商人数量，避免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不稳定，又便于政府调控入疆的商品种类，以优先满足军用。

　　平叛战争结束之后，乾隆的注意力放到了如何发展新疆经济上。而加大新疆的开放力度，鼓励新疆与内地的商贸，成为战略布局的关键。简化入疆经商的行政审批程序，顺理成章地成为乾隆的第一个改革举动。

　　中央推出了新的改革措施，内地商人入疆，一律改由鄂尔多斯、阿拉善、推河、阿济等地的沿疆地方政府核发入疆执照。在圣旨中，乾隆明确指出：“新疆驻兵屯田，商贩流通，所关最要”，此次改革，“较之转向乌里雅苏台领照，程站可省四十余日，商贩自必云集，更于新疆有益。”

　　这样的改革，自然受到商旅的欢迎，这不仅是节省了40多天无谓的艰难跋涉，更提升了商人们对新疆-内地贸易的信心。

　　中央对于新疆的开放，不断加大力度，除了鼓励商人到天山北路经商外，还鼓励他们进入天山南路。乾隆皇帝多次亲自批示，阐述发展商业对新疆建设的关键作用，如“客民力作，贸易于彼者日渐加增，将来地利愈开……其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耕亩日开，愚迁日众，则中外生计更饶”。乾隆皇帝还多次强调，在鼓励新疆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中，必须严格约束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谆谆教诲此事“须听商民自便”、“不可官为勒派”、“毋使青吏需索”。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自我节制——政府收回了不该伸出的手，市场就自己动起来了。一时之间，内地商民掀起了到新疆去的热潮，尽管新疆的条件十分艰苦，尽管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一个宣示要安守本分的政府，似乎解除了资本的顾虑。

　　入疆的两条主要通道上，车旅不绝——一条经张家口、归化，走蒙古草原入疆，另一条是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前者是晋商、蒙古商人的主要通道，后者是陕甘及南方各省商人的通道。

　　中央还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