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对“三项指示为纲”提出异议的是毛远新。毛远新是毛泽东胞弟毛泽民的儿子，时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1975年下半年，年迈病重的毛泽东步履艰难，无法出席政治局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毛远新充当了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从9月底到11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邓小平进行帮助。他还提议，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决议”的基调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起草这个决议，一是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再不敢唱反调。二是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改变观点。

邓小平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由，委婉地加以拒绝。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

1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会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全国局势重新陷入混乱。然而，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打通”，他们仍认为邓小平是正确的。当时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在一次会议上见到邓小平。张震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平同志沉思着，没有吭声。我想，他一定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

确实，张震的意见，邓小平听进去了。

在一次外事活动后，候机室里有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人，邓小平见没有“四人帮”的帮派成员，就说：“毛主席已经对我不满意了，下一步就要批我，把我打下来。你们这几个人在毛主席面前要带头批我，与我划清界限，目的是保存实力。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位置都让‘四人帮’占了。如果你们为我打抱不平，受到牵连，都垮了，问题就严重了。”他还说：“我准备主动向毛主席写报告，退出来，不干了。

说这话时，邓小平很沉痛。

李先念说：“让我们批你，做个样子，可以。但你要主动写报告不行。毛主席会说你撂挑子，对你的处分可能会更重。”

邓小平抽了口烟，说：“先念同志讲得很对，我就不写报告，听任毛主席处理吧。”

不久，毛泽东接见另外一批外宾，李先念、汪东兴等人陪同。活动结束后，正好江青、张春桥等人前来告状。毛泽东见状故意问李先念和汪东兴：“小平最近在做什么?他思想怎么样?”

李先念说：“小平同志的思想转不过来，他有固定的思想，对文化革命有抵触情绪，这个情绪我们大家都有，都受影响。所以我们要批评他，帮助他。”

李先念这番话表明了态度，而且讲得很有分寸。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指着江青说：“你老说邓小平可以把他们都统起来，你看李先念就站过来了，支持我的意见了么，他就不是邓小平一伙的么。”随即，毛泽东作出严格的规定：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批邓小平一个人，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统统不能动。

后来，上海造反派头头徐景贤在香港出了一本名为《文革十年》的书，其中写道，李先念向毛主席告状，要打倒邓小平，而且带头围攻邓小平。孰不知，李先念等人主动批邓，恰恰是邓小平的锦囊妙计。

邓小平要求自己的战友，在毛泽东面前要主动“批邓”，确实是大智慧。几个月后，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些与之“划清界限”的老一辈革命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编辑  吴泽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