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央直属机关的动员十分满意，元旦刚过，他便在一份报告中向中央局及分局等党的各级领导推荐，指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现规定每十天开一次，除重病不得请假。估计到一月底，中央一级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而在具体部署上，他要求尽快进入实际的斗争中去，把学习文件的时间缩短到四五天，在十天之内就要把斗争开展起来，并及时将情况报告上来，否则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妨碍运动的，都要撤职查办。

　　毛泽东不主张在“三反”的发动阶段，给群众设置过多的条条框框，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告者不究，压制民主者必办。他指出运动的重点是那些管钱管物的单位，“无论党政军在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很多机关压迫民主，群众怨愤极深，有些机关官僚主义极为严重，领导都脱离群众，闹得不像样子。凡此一切，均须彻底揭发，才能解决问题”。

　　时至一月中旬，“三反”斗争的进展，还是不能让他满意，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还没有完全揭露出来，毛泽东着急了，立即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运动之所以发展不平衡，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党内有人担心，揭露出那么多的贪污分子，会不会使基层组织瘫痪，对此，毛泽东却毫不担心，他说：“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资产阶级堡垒不垮，我们共产党就要垮。牺牲贪污分子和牺牲党与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要求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并亲自审阅、修改、批转各地报来的“打虎”计划

　　从1952年1月中旬开始，“三反”运动进入“打虎”阶段。

　　所谓“老虎”是当时对贪污犯的通称。当时给“大老虎”定了六条标准：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贪污不满1亿元，但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以上且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款者;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等。

　　毛泽东同意六条标准。1月23日，他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提请全党全军全国注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老虎”的估计数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个省、每个城市及大军区单位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败仗。2月4日，他又在《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指出：“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他在一份批语中说：“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他亲自审阅、修改、批转各地报来的“打虎”计划。如此严厉督责，全国大小单位都成立了“打虎队”，由那些积极性极高的队员们专门负责搜寻、清查、批判“老虎”。

　　华北军区在运动中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查包打，在5天的时间内就查出大小“老虎”288只，贪污款额总计为65亿。

　　毛泽东认为，凡属管理钱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斗争的注意力当然要引向这些部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那些用钱不多的机关，如宣传、教育机关和民众团体，就没有”大老虎“，持有这种认识的人，是糊涂的。他的意见已是十分明确，“打虎斗争”包括所有领域和单位，没有任何单位可以例外。

　　河北省香河县9个村的初步调查显示，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占33%，9个支书中7个贪污，9个村长8个贪污，其中1个村干部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已够上“小老虎”。毛泽东抓住这一事例，再次把打“虎”斗争引向高潮，他说：“凡说乡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当然不是说每乡都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

　　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清查真假，严禁逼供

　　在全国性的“打虎”斗争中，由于定预算“指标”，过分强调“打虎”实绩，自然使各单位争当先进，惟恐落后而受批评。如此相互攀比，你追我赶，也就免不了逼供，于是，“小老虎”被打成“中老虎”、“大老虎”，甚至造出了许多假“老虎”，无形中伤害了好人，运动明显地出现了偏差。

　　毛泽东也关注到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他一面强调进度和指标，一面又在不断地调整政策。1952年2月9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月20日，他又指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

　　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还再次重申：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当时，鉴于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分子的95%以上，而他们贪污的金额在旧币1000万元以下，考虑到扩大教育面，中央研究决定对这些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有的甚至可以不予行政处分。在对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上，毛泽东也主张更宽大一些，在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的处分外，他还特意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经审理，最后共有9942人判处有期徒刑，67人判处无期徒刑，9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42人判处死刑。

编辑      郝跃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