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几十年后，这批学生重新聚会的时候，回忆学校生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所以那年我到贵阳去，一提我来了，很多学生从几百里以外赶来见我。而我更从和学生的交往，特别是他们成长当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我的成功感，享受着一个普通教师的快乐，这样就获得了坚持理想的力量。
但同时我没有放弃我的学者梦，我把它变成一个现实条件不具备，需要长期等待、长期准备的未来的理想。因此每天等学生睡觉后，我又继续挑灯夜读，坚持我的鲁迅阅读和鲁迅研究，我现在还保留了当时数十万字的鲁迅的读书札记。
我做了一个梦，回到北大，在北大讲台上讲我的鲁迅观。这个梦的实现等了太长时间，一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赶上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当时我已经39岁，40岁就不允许了。而且到了北大，等到1985年学校才允许我开设鲁迅课。也就是说我足足地等了18年，再加上5年，就是等了23年才圆了我的梦。
“为追求真理而读书，而且是做好牺牲准备的”
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聚集着一批爱读书的青年，这当中有学生、知青、工人、社会青年，年龄都是二十岁上下，他们都是50后。我们那些小群体办今天这样的读书会，在“文革”后期相当盛行，被研究者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
我们这批人都属于“文革造反派”，我们当时参加“造反”有一个理想，就是打倒官僚主义阶级，要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出现特权（这个问题），我们是怀着这样的问题参加“文革”的。但后来我们发现，“文革”的结果是出现了“四人帮”这样的“文革”新贵，比那些被打倒的老官僚还要坏，我们就发现“文革”彻底失败了。
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就面临着“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中国向何处去”以及“我们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
你们会发现30后、40后、50后有一个特点，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时我们又把国家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同时我们意识到“文革”失败了，走向绝境的同时会有一个转机。当时我们是非常敏感的青年，预见到中国将发生一个巨大的变革。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后来有改革开放，但我们预见到中国非变不可。
我们意识到应该为它做理论准备。怎么做准备？就是读书。
后来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批人聚集起来的时候，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密切关注。“文革”后期，多少有点异端类的读书会在当时很敏感，很多人因此坐牢、判刑。我们明确意识到它的危险性而去读书。夸大点说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而且是做好牺牲准备的。所以可以说是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一直到今天。这本身就贯穿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我一直说，我的基地、我的根在贵州。
“为下一代人担心实在是杞人之忧”
我到了北大又闭门读书七年，到1985年正式讲我的鲁迅观，这时候接触的就是60和70后的青年。他们多少有“文革”经验和记忆，因此他们和80年代启蒙主义的氛围是非常投合的。我那时候在课堂上讲鲁迅，确实形成了鲁迅、我和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
2002年我在北大退休前最后一批学生是1980到1983年出生的学生，这样我就有机会接触了80后。但我真正关心80后的学生是退休以后，2006年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也就是说我2006年开始关注80后的学生。
我是站在80后这边的，我起来为80后辩护。我的说法也很特别，我说从我的研究出发，研究中国百年历史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下一代，而且不满意的理由都差不多。
当年“五四”的一个代表人物刘半农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老实说了》，他瞧不上30后的人，30后的人不爱读书又喜欢骂人。30后的人就跟刘半农吵得一塌糊涂。我是30后出生的，大概就属于刘半农不满意的，又不读书，又爱骂人，但现在我不是成了大家心目中尊敬的人了吗？
所以我就得出结论，为下一代人担心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而且最终得靠他们自己解决问题。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
2006年到现在八年，八年后人们对80后的评价大不一样了，80后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且社会已经承认他们了。倒是80后又有资格来批评90后了，理由也差不多了，你们不读书又喜欢骂人。
“自由地读书，参加底层的社会实践”
我做了这么一个概括，40后、50后是文革的一代，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60后、70后一代，他们关心的是思想、文化问题；80后、90后是成长在经济发展的时代，在网络的时代他们最关心的是个人的生存、经济问题，首先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问题。
对我来说，我和这几代青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40后、50后和我年龄差不多，精神气质也比较接近，因此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对于60后、70后，我是以启蒙主义者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也不大。
到80后、90后，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这里有很大的差别。我的年龄越来越大，已经没有精力和80后、90后过分亲密地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的80后青年心心相印地交流。
我记得鲁迅有一句话，青年是多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我就想，我大概和睡着的玩着的青年没有太多的交流。我这样不是批评，我觉得青年爱睡爱玩有合理性，不必用自己的价值观指责他们，只要他们是用自己诚实的劳动来睡来玩，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但我得承认我跟他们之间无法交流。
80后、90后的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既跟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的地方，也有自己的特色。在这个意义上，我和80、90后青年理想主义者相遇了。我和这部分青年交往，我的共同话题是什么呢？这涉及我对80后看法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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