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莉：这次去澳门，跟您当时在澳门回归前，要去筹备那个回归的时候，心里最大的感受和不同？
陈佐洱：那是很不同啊，回归前到回归后。那时候因为澳门回归是12月吧，应该是一年中间最寒冷的季节，那时候每天我从办公室走回宿舍，总喜欢穿街走巷，看看这个澳门同胞那种喜形于色的面孔，真是盼望回归啊。
你知道那时候澳门的经济，澳门的治安，在灯红酒绿的表象下面呢，真是一塌糊涂。到了回归的时候，澳葡当局留给这个特区的政府的财政储备有多少，简直不可想象，只有24.5亿，所以澳门同胞呢急切的盼望回归，那时候你走在路上，经常可以听到我熟悉的那种中国的歌曲。澳门人自发的在唱，迎回归啊。包括呢，土生葡人，甚至澳葡的官员，他们不愿回葡萄牙愿意留下来，他们也跟着这个爱国爱澳的群众一起唱歌。还有一首闻一多先生作词，李海鹰先生作曲的《七子之歌》，母亲啊我要回来，母亲啊我要回来，澳门当时那么样一个经济和治安的惨象，就像一个漂流了许久的孩子，带着严重的营养不良要回到母亲的怀抱。
那时候呢，你看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正猛烈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点扼腕忧虑啊，只有24.5亿的财政储备，澳门怎么办？可是我还是有信心的，回归前夕，澳门是四年经济下滑，连续四年负增长，回归以后掉头向上，14年平均以13%的速度在增长。到了2013年的财政储备呢，已经有1639亿8千万，回归的时候呢，才24亿5千万，连个零头都还不到。
吴小莉：在回归之前，就在堂堂皇皇的澳督府挂的一百多幅的名画，还变成为了赝品。
陈佐洱：是啊。
吴小莉：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
陈佐洱：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想我们都不言而喻，你知我知，但是实在是一个丑闻，不光是这个一系列的名画变成了赝品，这个肯定是处心积虑的，不是一个晚上就做得到的。但是真品到哪儿去了？还是一个谜。我还可以告诉你，就在回归的前一天，这个澳督还从库房里面抽出了5千万，本来应该是可以达到25亿的这个财政储备了，又抽出了5千万，所以成了24亿5千万，这5千万到哪里呢？他把它汇到了里斯本去，成立一个基金会，他从澳督任上卸任了，回到里斯本去，就当这个基金会的主席了。
无独有偶，在回归前可能耗尽财政储备的事，不仅发生在澳门，也发生在香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港英政府推出“玫瑰园计划”，预算几乎花费香港政府当时所有的财政储备，并且表示未来五年，将会继续用比GDP高5倍的速度增长社会福利。陈佐洱就是那场被称作是“保住家底谈判”的“主攻手”，当时他打了一个比喻，说这就好比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开一部高速的赛车。如果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可能会车毁人亡。
吴小莉：这就让我想起了，您在香港也出了这本书，香港交接的，亲历中英谈判最后的1208天，您提到了怎么样留下财政储备这个问题，就是财政储备很重要。
陈佐洱：是啊，财政储备很重要，民以食为天，一个地方的管治，一个地方的发展没有财政的支持是不行的，要有留下充足的财政储备。中央政府是一点私心都没有的，因为香港的财政储备，香港的财政收入全部都用于它自身的发展需要，它不向中央上交一块钱的财政的。
吴小莉：为他们留下了有米之炊。
陈佐洱：是啊。
吴小莉：不然特区政府无以为继。
陈佐洱：你说的对，有米之炊，所以能够抵御金融危机，那时候反击了索罗斯他们那些对冲基金。
吴小莉：我们是不是太把注意力放在了香港，所以澳门的这个要回归之前对于它们的财政预算，我们没有太好的把关，使得财政储备留下来的太少了？
陈佐洱：那主要是澳葡政府一意孤行，可以说英国撤退和葡萄牙撤退是不同的方针，按照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英国着重于政治挂帅，早在回归前五年就推行代议政制，高级官员本地化，用能够效忠于他们的那些人，对香港未来具有重要性的那些港人。把他们放到一些重要岗位上面，英国籍的、外籍的人士逐步逐步退到二线。它殖民地撤退的时候部署这个。所以我说它是政治挂帅。葡萄牙撤退的时候呢，不一样，它是一个欧洲的比较小的，比较贫穷的国家，还是经济挂帅。它澳督还有下面七个，叫政务司全部都是葡萄牙人，就是不肯让位给澳门同胞，一直做到回归前的最后一天。捞啊，所以才会说你刚才讲到了，澳督府里面的赝品的画啦，那么回归的前一天抽走了5千万，都是这样来的。
主持人：陈佐洱说，香港和澳门回归仪式的现场，他都是亲历者、见证者。但角色的不同，两个回归仪式给他的感受却不尽相同。在香港回归的仪式上，以嘉宾身份出席的陈佐洱，在中英谈判当中沉甸甸的使命感，终于在国旗冉冉上升的那一刻释然。而在澳门回归的仪式上，陈佐洱却始终紧绷着神经。
吴小莉：那澳门回归的这个交接仪式的安排上，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细节？
陈佐洱：我当时的负责工作是，筹备交接仪式以后，一个小时，凌晨在澳门另外一个地点综艺馆所举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和特区政府宣誓就职的仪式，我是这场庆典活动的总负责人。所以你说的在交接仪式的会场上面，我心里面还在想着一个小时以后那场时间，我身上戴着对讲机，这个耳机插在耳朵里面，电线通过袖子伸过来，缠在身上，交接仪式完以后那场活动呢，这个特区成立和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中间呢，场内场外各种各样的联络，我都在耳机里面，都在说实在，我都在听那个声音，也要万无一失，不能出一点点差错。
政权交接仪式当时在文化中心举行的。一接收以后我就跑步跑到综艺馆去，去为我们下一场马上要开始的那个仪式做各种各样的准备，所以说实在的，在香港回归的中英关于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会场上面，我是全神贯注的，看着英国国旗徐徐地降下来，中国国旗哗啦啦的飘扬升上去。心里面这个百感交集，觉得不辱使命，我做到了。但是在两年以后，在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上面，我也站在台上面，这种感觉就说实在比较淡了一点，因为有分散了注意力，我在想到后一场活动。
受家庭的影响，陈佐洱从小对文学耳濡目染，十三岁的时候就在报刊发表了散文处女作，曾经长期在新闻机构任职，一直不辍笔耕。陈佐洱未曾料想到，人到中年，四十五岁刚过，他便因为偶然的机缘，从政并且投身港澳回归事业，他在书中感慨说，“尽管仍朝夕握笔，却离开新闻和文学日远了”。
吴小莉：我手上有一本您写的书，文学功底非常好，也是我们的同行。
陈佐洱：从我们一家人来讲呢，几乎没有从政的，有人说是书香门第吧，但是家里人都支持我。就在上个月，我到上海去参加了我的伯父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2014年的首次颁奖仪式，在这个上面呢要我讲话，我就讲讲我的大伯对我的小时候的培养，对我的教育。他是期望我能够继承家族的事业，做一个作家。
吴小莉：对，您父亲好象也是一个高等教育者？
陈佐洱：对，我的父亲是作家也是高等教育家，他们希望我走这条路，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1987年，我从政了。
吴小莉：就像您说的，您做外交官是半路出家，但是转变了您一生，尤其是后半辈子的缘分，我相信您有这样的机会参与这样历史的时刻，对您来说，辛苦，但无怨无悔吧？
陈佐洱：因为命运的驱使，使我有机会参与到这个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这个历史长河接了最后一棒，我三生有幸。
我觉得“一国两制”是一个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一定会使得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的繁荣稳定，使得香港澳门和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一样，都能够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在这个前提下面，自身也能够保持繁荣和稳定。我对“一国两制”充满信心。
编辑：陈海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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