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他也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三联书店目前正在陆续出版“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11册。12月12日，在“《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钱理群先生在发言中宣布自己将告别青年和学术，过半隐居的生活。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矛盾是很多知识分子理不一定直，但气壮得不得了。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首先要启蒙自己，所以启蒙首先是启蒙知识分子。启蒙必须警惕，否则启蒙会导致专政主义。我自己曾经走过这样的路，我接受这样的教训。”
一周后，12月20日，钱理群先生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的“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读者见面会上，做了一个“我与青年”的长篇发言，和读者分享他半个世纪来与青年朋友交往的故事。主要有四个部分：青年对于他的写作与生命的意义；讲鲁迅是他和青年连接的通道；作为30后的他，和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几代青年交往中的精神与生命的互动；以及他和青年关系的困惑与反思。
“我始终如一坚持讲鲁迅，毫不动摇”
我和青年靠什么来连接？我和青年连接的纽带就是讲鲁迅。这几十年来，不管外界对鲁迅有怎么样的评价，不管有多少人总想把鲁迅赶出课堂，但我始终如一坚持讲鲁迅，毫不动摇。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有三点：
第一、我认为鲁迅是一个真的人，而青年人正需要这样真的成年人，尤其是在充斥着谎言、欺骗的社会。鲁迅之真，表现在两方面。第一鲁迅面对一切现实，他不怕说出事情的真相。他有足够的智慧，也有足够的勇气向我们揭示事情的真相，这非常难得。鲁迅之真还表现于他在青年面前是敞开自己的心扉的。他毫不犹豫地在青年面前敞开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犹豫、自己的弱点，他和青年一起思考、一起追求，这是一个真正的真诚的成年人。这是我觉得鲁迅和青年相通的地方。
第二、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大师。鲁迅的语言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他是把中国汉语的表现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他有极大的个人性和极大的创造性。而这两方面都是青年人学习语言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我觉得年轻人从小时候就能留恋于鲁迅所创作的汉语家园中，那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第三、鲁迅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另外一个存在，因此当一个人春风得意感觉良好的时候，你是不会接受鲁迅的。当你感到苦恼，感到不满意了，你对你听到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感到怀疑，对生命存在感觉不大对劲，想寻找新出路的时候，这是接触鲁迅的最佳时机。
很多青年朋友告诉我，他们在中学的时候，读了很多鲁迅的作品，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有点厌烦鲁迅，但到了社会以后，尝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以后，他突然想起鲁迅，又回过头来认真读鲁迅。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坚信青年读鲁迅，我要做的角色从一开始就是做青年和鲁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
北大学生接触鲁迅有几个过程，第一是1980年代，在启蒙主义的时代，那时候学生听我的课和我讲课都非常非常投入，形成了一种气场，我和学生之间心心相印的气场，学生的认同度是非常高的。
到了1990年代发生变化。当时我在讲鲁迅的时候，旁边有一个教授公开宣布要质疑启蒙主义，要跟我唱对台戏。学生分成两大派，一派学生说我们不需要鲁迅，生命太沉重，何必那么沉重呢？我要追求轻松，因此要把鲁迅放在博物馆里，尊敬他，但绝不接近他，不需要他，拒绝他。另一部分学生说正因为他重，我们现在正缺少生命之重，因此需要鲁迅。两大派争执不休。
1997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一部分北大学生提出口号“重新认识北大精神，重新寻找北大精神”，觉得1980年代末后北大失了精神，这时候鲁迅又重新回来了。那一年我开了一门课“周氏兄弟研究”，那时候真是爆满。最后有人跟我说，北大各系最牛的学生都到你的课堂上来了，又仿佛回到1980年代。
2011年我上鲁迅的课的时候，叫做“天鹅的绝唱”，学生还是爆满，但和1980年代不同，分成三类：一类继续寻找生命资源，一类尊敬鲁迅但保持距离，一类是看热闹的。
最让我感动的是课程结束时有一名学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钱先生我们非常喜欢听你的课，原因是我们在你的课上看到了你呈现出另外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人还可以那样自由的言说，还可以那样把全身心放在自己的事业上。我羡慕你这样的人生。这句话有一个潜台词，大家听懂没有？我羡慕你的人生，但我不按你这样做。这在学生身上显示了生命的另一种方式，他不一定照着你做，所以我就成了北大一道独特的风景。我就明白了，我的地位就是另一种存在。
但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一个学校有没有这种另外的风景？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只碰到一种风景，会很单调，如果你碰到了两种风景，你知道了，对你日后的生活和选择也有意义。
在北大退休以后，我到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工厂甚至社会上到处讲鲁迅，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人讲鲁迅，讲得不亦乐乎。我相信鲁迅活在当下的中国，不是过去式的存在而是现代式的存在；第二我相信读鲁迅是要读一辈子，因此不同年龄对鲁迅有不同的接近，不同的接近方式，不同的接近内容。因此我按不同的年龄，编了不同的鲁迅读本。
“把理想换成两个层面的理想”
我出生于1939年，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30后。我非常自豪的是，我和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40后和50后，一是60后和70后，一是80后和90后。我和六代青年的交往都不一样，半个世纪的交往有很多生生死死的故事。
我在1960年代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校教语文，那年我21岁。所以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他们都属于40后。
大家可能知道，我是出生于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大家族。我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我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名牌学校，而我自己是追求当作家、当学者的。因此我这样一个人，一下子到了中国最边远也最底层的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书，就发生了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反差。也可以说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暴露在我面前，我怎么办？我是坚持理想呢还是要做某种调整？而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告诉我，贵州大山进来以后别想出去，后来我想考研究生，学校说家庭出身不好，休想。
我就得做好思想准备，一辈子呆在贵州。那我怎么办？情急之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成语，叫做狡兔三窟。我说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理想做一个调整，把理想换成两个层面的理想，一个层面就是客观的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现实的理想。一个是客观条件不具备，要长期准备等待的理想。那么我就冷静下来分析我的处境。
我就定了一个现实理想，做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除了认真、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我干脆搬到学生寝室和学生一起住，同吃、同住、同玩、同劳动，这样一下子就和学生打成一片。我和学生不仅一起上课，还一起逛街、踢球、爬山、演戏、办壁报。在我周围很快聚集起一批学生，我就成为那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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