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短暂人生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光焰，其作品《人生》《平凡的世界》影响了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然而，英年早逝的路遥的人生状态始终像谜一样地困扰读者。《路遥传》的作者厚夫是路遥生前的忘年交、路遥文学馆馆长以及路遥研究界的权威之一，掌握丰富的一手资料，披露了大量路遥不为人知的往事，还原路遥的写作时代，展现他的写作精神。

      精彩书摘：

      （一）路遥为何要自起绰号“王喂狗”？

      （二）路遥入学时曾改名 立志长大当“军长”

      （三）路遥为何用“戴孝”斩断过去?

      王卫国（路遥原名——编者注）当时尽管已经受到延川县军管组的“秘密调查”，但他身份仍然是县革委会副主任。在延川县百货公司路线教育期间，他开始恋爱了，女孩是县业余文艺宣传队临时抽调的北京插队知青林虹。

      说到北京插队知青，这里有必要补充交代。“文革”期间，先后有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来到当时的延安地区插队，而其中的大部分是1969年元月来到延安地区各个县的。延川县当时接纳了两千多名北京知青，全部来自海淀区，这其中的大部分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各年级学生。这些知青里包括现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著名作家史铁生、陶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杨卫院士，美国某文图公司总裁孙立哲先生，著名画家邢仪女士等优秀人才。这两千多名北京知青像星星一样撒到延川县的各个角落，对延川县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这些知青带来全新的都市文化观念，强烈冲击着闭塞的陕北乡土文化。

      更重要的是，这些从诞生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清华大学附中来的插队学生，普遍有一种“精英意识”，他们是抱着在农村大有作为和改造农民的思想来到陕北的。正如曾插队延川、后成为著名作家的陶正所言：“我当时的全部感受只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为：干。嘴里还得说接受再教育，心里念叨的改造农村改造中国。我也真想在革命圣地学到什么革命传统。陕北穷，落后，能大有作为，这是真的。志同道合的十七人编成一组，专挑荒僻穷困的地方落草扎根。”[9]

      具体到王卫国这位优秀的本土青年，长期养成的敏于时政的习惯，使他对外来文化更为兴奋，也更愿意接受。这些从都市落到穷乡僻壤的知青们，其思想行为都深深地影响着王卫国。可以这样说，北京知青文化对王卫国的人生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表现在从生活、情感与能力等方面的潜移默化，更对其思想乃至文学创作均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样，王卫国与北京知青林虹的初恋也在情理之中。

      林虹说一口普通话，她活泼美丽、能歌善舞，举手投足均深深地吸引着王卫国；而王卫国也以其才华、人品得到林虹的好感。就这样，俩人的关系便逐渐密切起来。有一段时间，林虹回村里办事，俩人只好鱼雁传书。有意思的是，王卫国把这些情书放在吕文彬办公室的抽屉里。

      王卫国与林虹的恋爱显然是各取所需。以年轻志高的王卫国心理来看，他绝不会爱上一个本地姑娘。海波回忆，路遥亲口讲述第一位向他示爱的姑娘是延川中学的同学。那时，他虽说还当“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却必须返乡务农。就在临离开学校之时，女孩子对他作了表白。而他却没有“来电”，打了“马虎眼”。首先告诉女孩子说：“我也是平常人，那个副主任职务只是个‘名’，一离开学校就是农民。”那个女孩子答：“你是农民，难道我不是？我就喜欢农民。”王卫国又说：“我啊，农民也不是个好农民，耕不了地，下不了种，庄稼活十样里边九样不会。”那女孩子又答：“你不会我会，地里的活都有我去干，你在家里款款地待着，什么也不要管。”王卫国一听大惊，连忙找了个借口离开，那女孩子的笑容立刻僵在了脸上……[10]

      王卫国的心理是征服者的心理，恋爱好比征服，只有从都市来的北京女知青才能激起他的恋爱欲望，因为北京女知青的身份、气质与才能真正打动他。他与林虹的初恋是认真的，我们虽无法知道其中具体的恋爱细节，但可以知道路遥后来的许多生活细节，均是由她“改造”而来的，按照海波的说法，“路遥喜欢在下雪天沿着河床散步，据说这是他们相识的情境；路遥喜欢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据说这是他们相恋时唱过的歌曲；路遥喜欢穿红衣服，据说这是那女子的最爱；路遥曾用过一个笔名叫‘缨依红’，据说其中暗含那女子的名字。”[11]

      王卫国与林虹的恋爱可谓昏天黑地。1970年，国家首次在知识青年中招工，县上给王卫国一个指标，让他去铜川市“二号信箱”（保密工厂，不公开厂名和地址）当工人。这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招工，机会非常难得，但王卫国却把这个名额让给了恋人。他回到郭家沟向大妈要了几斤棉花，背到城里后，用每月十八元的生活补贴，扯了布，缝成新被新褥子，送给心爱的恋人……在当时所有的乡下青年想方设法“跳农门”之时，王卫国却把宝贵的招工指标让给“八字还没一撇”的恋人。当时，有人善意地提醒王卫国。他却说：“为了她，死也值得！”

      王卫国在“武斗”时期那段不堪回首的特殊经历，后来终于成为对立派攻击、诬陷他的一大口实。1970年春，全国政治运动进入到整肃造反派、打击造反派的阶段，延川县革委会主任马志亭向王卫国当面宣布：奉上级指示，令他停职反省，交待“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

      对此，王卫国多少有点心理准备。他知道这是自己躲不过去的灾难。对于“武斗”期间打死“红总司”总指挥白正基的指控，他相信一定会调查个水落石出。但是，自己当时毕竟是“王军长”，参加过“武斗”，这是洗不掉的“污点”，也是自己的“原罪”。

      就在王卫国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担忧前途时，屋漏偏遭连阴雨，他为之倾注全部情感的姑娘林虹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他接到林虹的“绝交信”。这封“绝交信”像釜底抽薪一样，彻底砍断了王卫国全部脆弱的希望，使他终于有了想死的念头。

      这位招工进城后的女知青，在进厂后不久，就给王卫国寄来“绝交信”，还把她和王卫国的定亲纪念品——一块提花背面退还回来。这位女知青当年为何要热恋王卫国，一切已无从考证。但就其行为而言，她何尝没有利用王卫国的“有效身份”摆脱自身人生困境的意图？也许，她当初的恋爱本身就具有功利性。这种“绝交”的打击，彻底改变了王卫国的人生轨迹。

如果说王卫国在仕途遭受着重大挫折时还能强颜欢笑的话，那一定是爱情的希望在维系这份坚强。当这份脆弱的爱情夭折之后，年轻的王卫国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种本来就不切合实际的爱情的失败，他走到了死亡的边缘。

      这场青春“游戏”结束了，后来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轻描淡写地回叙了当时的情形：“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结果在月光下走到水边的时候，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轻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12]

      可以想象，王卫国在仕途无望与初恋失败的双重打击下，他由想到水潭跳下去轻生，到后来偷吃老光棍地里甜瓜的“未死”，显然有个相当复杂的心理转变。以王卫国刚烈的性格而论，他会想到死；以王卫国的倔强与韧性而言，他会想到不死，挺直腰板，站起来，决不言败！

      然而，这番彻心痛骨的双重打击之后，王卫国显然元气大伤。刘凤梅回忆：“但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别的原因，路遥思想压力很大，心境很不好，这年冬天，我回到家，见他穿一身白衣服，腰上还勒着白腰带。在陕北，是没有人冬天穿白衣服的，遂不解地问：‘为什么这身打扮？’他说：‘我在为自己戴孝。’我见他情绪十分不好，便说了一些开导的话，他说：‘放心，生活不会打倒我，除非心脏停止跳动。’”[13]

      王卫国“戴孝”，是告别自己的过去，是在与自己的过去做“一刀两断”的切割。

      注释：

      [9]陶正：《自由的土地》，见孙立哲主编《情系黄土地——北京知青与陕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年版，第28页。

      [10]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见《十月·长篇小说》2012年第4期，第182页。

      [11]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见《十月·长篇小说》2012年第4期，第182页。

      [12]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见《路遥文集》第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13]刘凤梅：《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见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页。

编辑      郝跃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