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收”，就是遏制立法行为中的“任性”，守护立法的“边界”。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我们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要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地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法律化。因此，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出在制定部门规章过程中，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其目的就是整治以规谋权、以规谋私、关门立法、“夹带私货”等顽疾。

      所谓“放”，就是有针对性地扩大地方立法权。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样以来，全国282个设区的市都将享有地方立法权，方便它们制定地方性城市综合执法法规。

      修改立法法意义远不止终结“说限就限，说扩就扩”类的任性，而是对立法行为本身进一步规范，划定不能逾越的“边界”，且程序必须合法。

      因此，立法法的修订核心是规范立法，是完善立法体制，完善制定行政法规的程序。

      修订立法法是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我国现行立法法自2000年颁布施行以来，对规范立法活动，推动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人民群众对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有许多新期盼，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新要求，立法工作面临不少需要研究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修改立法法十分必要。

      为民生助力，这是立法法修订的民意源泉。立法法虽专业性较强，却和每个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有的地方收费公路明明已经到期，一个红头文件就可以让收费延期，此类行为屡屡让人诟病。而此次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出，如果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为改革发力，这是立法法修订的内在动力。主动衔接，适应改革要求，是立法法修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呼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的立法工作和改革总是相伴而行，立法适应和保障了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立法要和改革相衔接，要主动地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更是要求，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被视为“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立法法的修订，犹如联接起改革与法治的一根主轴，助力“四个全面”。

编辑：陈海瑜